悲慘世界:譯本序 線上閱讀

《悲慘世界》是繼《巴黎聖母院》之後，在法國小說乃至世界小說創作史上的又一座豐碑，而且可以說是更加巍然聳立的豐碑。雨果作為世界傑出小說家的聲譽從此穩固確立了。說它較之《巴黎聖母院》更為重要，是基於這樣的事實：《巴黎聖母院》以中世紀末期為故事背景，通過曲折的手法反映當時的法國社會，而《悲慘世界》則直接描繪了十九世紀初期，即復辟王朝時期和七月王朝初期的法國社會，因此更具有現實感；《巴黎聖母院》集中描繪流浪者、乞丐、孤兒等下層人民，而《悲慘世界》則把視角從窮人擴展到社會渣滓和共和派，視野遠為擴大，內容更為豐富，意蘊厚實得多。從《巴黎聖母院》到《悲慘世界》，相隔了三十多年，《悲慘世界》寫作時間很長，畢竟是雨果嘔心瀝血之作！

從十九世紀二十年代開始，雨果便對社會問題產生濃厚興趣。他為死刑所困擾，參觀了一些監獄和苦役場：一八二七年參觀了比塞特爾的監獄，一八三四年參觀了布列斯特的苦役監，一八三九年參觀了土倫的躉船。在這種關注社會問題的思想指導下，雨果寫出了一系列互有關聯的小說：用自敘體寫成的《死囚末日記》（1829）反對死刑，隨後，《克洛德·格》（1834）描寫一個找不到工作的窮工人，不得已行竊，被判五年監禁；由於典獄長故意將他與獄中夥伴拆開，並無端禁閉了他二十四小時，他一怒之下，殺死了典獄長。故事簡潔而動人。這兩篇小說反映了雨果對犯罪問題與社會狀況之間的關係的思索。早在一八二八年，雨果就知道一個真實故事：一八〇六年，有個出獄的苦役犯，名叫皮埃爾·莫蘭，他受到狄涅的主教米奧利的接待；主教把他交託給自己的兄弟賽克斯丟斯·德·米奧利將軍。莫蘭品行端正，以贖前愆，最後在滑鐵盧英勇犧牲。這個故事就是《悲慘世界》的雛型。

三十年代，雨果不斷積累工人艱辛勞動卻食不果腹的資料。一八四一年一月，他目睹宵小之徒向妓女投擲雪球的場面，寫下了記載這一場面的散文。當時有位作家于勒·雅南寫過一篇風俗研究《她零售自身》（1832），記述一個女子為窮困所迫，出賣自己的頭髮和一顆牙齒。這個故事雨果有可能知道。雨果為自己起草了這樣一個故事的梗概：「一個聖人的故事——一個男子的故事——一個女子的故事——一個娃娃的故事。」這裡已經預示了《悲慘世界》的四個主要人物：米里埃爾主教、讓·瓦爾讓、芳汀、柯賽特。從一八四五年十一月起至一八四八年二月十二日，在兩年多的時間裡，雨果斷斷續續在構思和寫作小說《貧困》。一八四八年的事件打斷了他的創作。流亡的前十年，詩歌創作的激情占據了他整個身心，直到《歷代傳奇》付梓問世之後，他才重新回到這部小說的創作上來。從一八六〇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三十日，他花了七個月，「對出現在我腦海里的整部作品反覆思考，融會貫通，使十二年前寫的一部分和今後將寫出的另一部分完全一致。」從一八六一年一月一日至一八六一年五月，他以驚人的毅力寫作《悲慘世界》，直至精疲力竭。於是他到比利時旅行，從五月二十二日起，到滑鐵盧戰場憑弔，隨即寫作關於這場戰役的篇章。六月三十日，他寫完了全書。九月，他回到蓋納西島以後，復看手稿，從十二月至次年五月，補寫了第五部。小說在一八六二年上半年陸續出版。《悲慘世界》不僅是雨果篇幅最長的小說，而且是寫作時間最長、花費精力最多的作品。它被看作雨果的小說代表作，享有崇高的世界聲譽。但是，小說出版時，雖然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卻不為評論家所充分了解。拉馬丁認為「這部小說是危險的」，就是一例。另外有人認為，倘若《悲慘世界》早問世二十年，也許會受到更加熱烈的歡迎，同歐仁·蘇的《巴黎的秘密》相媲美。歷史是最公正的評判人。《悲慘世界》剛出版時，並沒有獲得《巴黎的秘密》當初人人爭睹為快，排隊等候刊載這部小說的報紙出售那種轟動一時的情形。雨果並不稀罕這種一時的成功，因為他不願《悲慘世界》以報紙連載的形式問世，認為這有損於藝術品：「輕快而膚淺的劇作只能取得十二個月的成功；深刻的劇作會獲得十二年的成功。」雨果的斷言是正確的。《悲慘世界》在二十世紀受到長盛不衰的歡迎，流傳於世界各國，它的讀者遠遠超過了《巴黎的秘密》的讀者。

《悲慘世界》具有持久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原因首先在於小說以社會底層受苦受難、為生存而掙扎、受凌辱受欺侮、受迫害受壓迫的窮苦人為對象，描繪了一幅悲慘世界的圖景。《悲慘世界》的幾個主人公都是生活在死亡線上的人物，他們代表了千千萬萬的窮人。雨果的寫作主旨是很明確的，他要為這些窮人鳴不平。他在序言中說：「在文明鼎盛時期，只要還存在社會壓迫，只要依仗法律和習俗人為地把人間變成地獄，給人類的神聖命運製造苦難；只要本世紀的三個問題：貧窮使男子沉淪，飢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還得不到解決；只要在一些地區還可能產生社會壓制，換言之，也是從更廣泛的意義來說，只要世界上還有愚昧和困苦，那麼，這一類作品就不會是無用的。」

這幾句話言簡意賅，充分表達了雨果對當時社會的基本看法。第一句話最為重要，道出了造成這個悲慘世界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說，雨果認為，由於存在社會壓迫，所以在文明鼎盛時期造成了地獄般的生活；人生來本該幸福，卻不可避免遭受災禍。小說正是通過這三個人物——讓·瓦爾讓、芳汀、柯賽特——的遭遇，淋漓盡致地再現了這個人間地獄。

讓·瓦爾讓本是個善良純樸的工人，有一年冬天，他失了業，七個外甥嗷嗷待哺，他不得已打破櫥窗偷麵包，結果被抓住並判了五年苦役。由於一再越獄，他坐了十九年的監獄。他的命運從此便決定了。他走出牢獄時，身上只有一丁點錢；找工作吧，他的黃色身份證會把所有僱主嚇退。擺在他面前的只能是繼續行竊。他連住宿的地方都找不到。只有米里埃爾主教款待了他，但他反而偷了主教的一套銀器。他被抓住扭送到主教家裡，不料主教說這套銀器是送給他的，而且多送給他一對銀燭台。他深受主教的感化，力求做好事。命運給了他機會，讓他在製造黑玻璃小工藝品上有所發明而發達起來。他改了名字，辦起了企業，為濱海蒙特勒伊城和窮人花了一百多萬，創辦託兒所，創設工人救濟金，開設免費藥房，等等，最後當了市長。出門時他往往衣袋裝滿了錢，回來時卻囊空如洗，錢都散發給了窮人。他確已改惡從善，可是，社會不能容忍一個曾經是罪犯的人改變身份，甚至躋入上層。他一再受到官府的追捕。在得知一個叫尚馬蒂厄的流浪漢長得像他而蒙受冤屈時，他挺身而出，承認了自己的身份。再次從獄中逃出後，他繼續行善，又一次引起警方注意。他只得過着東躲西藏的生活。他認為這個世道實在不平等。他責問社會憑什麼使一個窮人永遠陷入一種不是缺乏工作，就是刑罰過量的苦海中。讓·瓦爾讓因偷了一隻麵包而判了那麼重的刑罰，坐了那麼長時間的監牢，一點點過錯就成為累犯，要判終身監禁，真是秋荼密網啊。社會對於讓·瓦爾讓這樣的窮人的懲罰達到如此殘酷的地步，不能不令人髮指。可悲的是，當讓·瓦爾讓向馬里於斯透露了自己的身份時，竟遭到了馬里於斯的鄙視。這種態度反映了人們的道德觀念，而這種觀念恰恰是社會對窮人施以不平等的一部分。小說結尾，讓·瓦爾讓在一對年輕夫婦的懷裡溘然長逝，誠然是出自作家的善良願望，好比一朵蒼白的小花，點綴在荒涼的原野上，更顯悲愴而已。

如果說讓·瓦爾讓還有一個圓滿的結局，那麼，芳汀的命運則是徹底的悲慘。她有美發皓齒，多情而又幼稚無知，愛上了一個逢場作戲的輕薄兒，失身懷孕，生下了女兒柯賽特。有個長舌婦告發了芳汀的隱私。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尊重社會習俗的馬德蘭市長（讓·瓦爾讓）解僱了她，從此開始了她悲慘的經歷。這個被解僱的女工，再也沒有人肯雇用她。她靠自己的勞動養活不了自己和寄養在泰納迪埃那裡的女兒。十法郎賣掉了一頭秀髮，四十法郎出售了兩顆門牙，最後淪為娼妓，變為社會的奴隸。曾幾何時，一個活潑潑的年輕少女，變得形容枯槁，病入膏肓了。社會對她這種人還加以歧視，她受到惡少把雪團塞進衣衫的捉弄，反而要被警察監禁。她看到自己的恩人讓·瓦爾讓遭到沙威逮捕，驚嚇而死。芳汀是這個黑暗社會中勞動婦女的真實寫照。同讓·瓦爾讓相比，就顯出婦女比男人的命運更為悲慘，因為婦女是弱者中的弱者，更容易受到摧折。雨果描繪芳汀的筆墨不多，但卻非常真實。芳汀與生活中的原型相差不大，這就說明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女子何止千萬，小說家無需作大量的加工，便能再現一個受損害受侮辱者。在處理這個人物的結局時，雨果同樣歸咎於社會壓迫：造成芳汀墮落和走投無路的不止一兩個人，既有花花公子，也有樂善好施的讓·瓦爾讓；既有心毒手狠的泰納迪埃夫婦，也有「維護社會治安」的警察，他們構成了殘害像芳汀這樣窮苦的單身女子的羅網。芳汀從踏上社會的第一天起，就註定了要遭受紛至沓來的災禍，在人間地獄裡受盡煎熬。及至讓·瓦爾讓醒悟過來，看到自己也參與了這種壓迫時，想補救已經來不及了。尊重現實的複雜性，更加顯得真實，這就是芳汀這個形象能動人心弦、令人深思的原因所在。

柯賽特給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主要是兒童時代在泰納迪埃家受到非人待遇：她隨時隨地受到辱罵、虐待、毆打；小小年紀便要干雜事，打掃房間、院子和街道，洗杯盤碗盞，甚至搬運重東西。讓·瓦爾讓去尋找她的時候，正是聖誕節之夜，而柯賽特卻要提心弔膽地到樹林的泉邊去打水。

柯賽特又瘦又蒼白；她將近八歲，看上去只有六歲。她的大眼睛由於哭泣，深陷下去一圈。她的嘴角因為經常恐懼，耷拉下來，在犯人和絕望的病人身上可以觀察到這種現象。她的手就像她的母親所猜測的那樣，「給凍瘡毀了」。這時，照亮了她的火光使她顯得瘦骨嶙峋，明顯地十分嚇人。由於她始終瑟瑟發抖，習慣了並緊雙膝。她穿着破衣爛衫，夏天令人憐憫，冬天令人吃驚。她身上的衣服儘是窟窿；與毛料無緣。可以看到她身上青一塊紫一塊，表明泰納迪埃的女人擰過的地方。她的光腿紅通通，十分細弱。鎖骨凹下去，令人傷心。這個孩子整個人，她的舉止，她的姿勢，她的聲音，她說話的不連貫，她的目光，她的沉默，她細小的動作，都反映和表達一種想法：恐懼。

童年的柯賽特比童話中的灰姑娘還要可憐，她無親無故，乾的粗活不是孩子所能勝任的，更不用說挨打受罵，缺吃少穿。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童工，不就是像柯賽特那樣，要幹過量的沉重活計嗎？雨果並沒有杜撰柯賽特的故事，他舉出社會中確實存在這類五歲童工的事例。勾畫出童年的柯賽特的可憐形象，《悲慘世界》這幅窮人受難圖也就畫全了：男人、女人、兒童，三個人物代表了所有的窮苦人，代表了這個悲慘世界。

雨果之所以要描繪這個悲慘世界，目的在於要消滅這種現象。他的小說試圖喚起人們思索，起來剷除愚昧和困苦。早在一八四八年，他在議會就曾大聲宣稱：「諸位，我不屬於那些認為可以消滅世間痛苦的人之列；痛苦是一個神聖的法則；但是，我屬於那些認為和斷言可以消滅貧困的人之列。」雖然他提不出多少消滅貧困的方案，但他努力探索造成社會壓迫的根源。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說，這是由於法律和習俗造成的。他尤其通過警探沙威來闡發自己的主張。沙威在小說中是法律的化身。他身上有兩種感情：「尊敬權力，仇視反叛。」他對有一官半職的人有一種盲目的尊敬和信任，而認為偷盜、謀殺和一切罪行，都是反叛的不同形式。他認為官吏不會搞錯，法官從不犯錯誤，而犯過罪的人不可救藥，從此不會做出什麼好事來。他不承認有例外。他盡忠守職，鐵石心腸，對發現了的目標窮追到底，恰如一條警犬那樣，四處搜索，不達目的不甘罷休。不要說讓·瓦爾讓，就是「他父親越獄，他會逮捕歸案，他母親違反放逐令，他會告發」。雨果認為他對自己的信條「做得過分，就變得近乎惡劣了」。沙威沒有想到，他對讓·瓦爾讓緊追不捨，是對一個願意改惡從善的人的迫害，執行的是不合理的法律條文的意志，他成了統治者的鷹犬。他的冷酷、刻板、嚴峻、對窮人的鄙薄，代表法律直接施以窮人的社會壓迫。

作為人道主義者的雨果，力圖以仁愛精神去對抗社會的惡。小說開卷，雨果便塑造了一個仁愛的化身——米里埃爾主教。他把自己寬敞的主教府讓出來做醫院，救治窮人。他將自己的薪俸一萬五千利弗爾中的一萬四千利弗爾捐助給慈善教育事業，至於車馬費和巡視津貼則全部捐出，自己的生活儉樸清苦。由於他的善行義舉，人們十分感激他，像迎接陽光一樣接待他。他的仁愛居然達到這樣的地步：一天，他為了不肯踏死一隻螞蟻，竟扭傷了筋骨。讓·瓦爾讓忘恩負義地偷走了他的銀器，他不但不斥責讓·瓦爾讓，反而以心愛的銀燭台相贈，說道：「讓·瓦爾讓，我的兄弟，您不再屬於惡，而是屬於善。我贖買的是您的靈魂；我消除了骯髒的思想和沉淪的意願，把您的靈魂給了天主。」從此，讓·瓦爾讓醒悟了。小說描寫讓·瓦爾讓贖罪的一個又一個行動：拯救芳汀，保護和扶養柯賽特，為地方做善事，救濟窮人，感化沙威，終於成了另一個宣揚仁愛的「使徒」。在這些行動中，最突出的是感化沙威。在雨果筆下，沙威並不是惡的化身，他還有善的一面，他雖然兇狠卻很正直，而且刻苦、克己、節慾、純樸，有高貴品質。只因他以為自己的信條是絕對正確的，決不能放過罪犯，他才那樣死盯住讓·瓦爾讓。可是讓·瓦爾讓並不記恨他，相反，當起義者抓住了沙威，將沙威交給讓·瓦爾讓處死時，讓·瓦爾讓卻放走了他。沙威的信仰至此破滅了，精神防線也隨之崩潰，終於投塞納河自盡。雨果以此描寫仁愛精神的勝利。沙威之所以能轉變，是因為身上有善的因素，經過點化，終於醒悟過來。而小說中作為惡的代表的泰納迪埃，從他在滑鐵盧戰場上盜屍開始，繼而虐待柯賽特，把柯賽特當作搖錢樹，破產後他流竄到巴黎，以行騙、盜竊為生，與城狐社鼠結成一夥，企圖敲詐讓·瓦爾讓，被馬里於斯告發，警方將他逮捕，他潛逃後又企圖勒索馬里於斯，從頭至尾他根本沒有一絲一毫的向善之心，讓·瓦爾讓的高尚行為也絲毫觸動不了他，仁愛精神對他起不了任何作用。雨果似乎意識到仁愛精神的局限性。

毫無疑問，雨果認為除了仁愛，還需要實現共和。他懷着巨大的熱情，描繪了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的人民起義和共和主義的英雄們。這場起義的起因是，共和派的拉馬克將軍的出殯隊伍受到政府軍的阻遏，釀成衝突，共和派築起街壘，與政府軍對峙。這是共和主義與君主立憲的一次衝突。雨果鮮明地站在共和派一邊，讚揚起義是「真理的發怒」，街壘是「英雄主義的聚會地」，他通過人物之口說：「只要人類沒有進入大同世界，戰爭就可能是必要的，至少抓緊時機的未來反對拖延滯後的往昔那種戰爭是必要的。……惟有用來扼殺權利、進步、理性、文明、真理的時候，戰爭才變得可恥。」雨果對正義戰爭的肯定，實際上與仁愛濟世的思想是相牴觸的。換言之，雨果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仁愛濟世的觀點。雨果讚美鬥爭，同他自身的行動——反對拿破崙第三——完全合拍，他思想上的升華是實際鬥爭的結果。他在小說中塑造了一組英雄群像。他筆下的昂若拉是羅伯斯比爾的信徒，「ABC之友社」的核心人物。他認識到未來將消滅饑荒、剝削、隨着失業而來的窮困、隨着窮困而來的賣淫，目前的鬥爭「是為了未來必須付出的可怕代價。一次革命是一筆通行稅。……兄弟們，在這兒犧牲的人，是死在未來的光輝里，我們要進入一座充滿曙光的墳墓」。即通過鬥爭改變黑暗的社會，爭取未來的太平盛世，這是充滿民主激情的話語。他堅定沉着，臨危不懼。雨果有可能根據法國大革命的領袖之一的聖鞠斯特來塑造他。馬伯夫是個八旬老翁，平時侍弄花草，生活清貧，但起義爆發後，便趕到街壘，街壘上的紅旗被擊落時，他視死如歸，攀登到街壘的最高處，把紅旗牢牢地豎起，壯烈地犧牲了。加弗羅什是個巴黎的流浪兒（泰納迪埃把他遺棄了），雖然生活無着，卻總是快活樂觀，自由自在，愛哼幽默小調。他很狡黠，又很成熟，是貧困和謀生的需要把他造就成這樣的。他有金子般的心腸，對比他小的流浪兒慷慨解囊，俠義相助，關懷保護。這個「世上最好的孩子」是法國文學中最生動傳神、機靈可愛的兒童形象之一。他參加過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如今又是一馬當先，出入於街壘的槍林彈雨之中，如入無人之境。最後，起義者即將彈盡無援，他跑出街壘去搜集子彈，一面還唱起調侃的小曲嘲弄政府軍，不幸飲彈而亡。這一青一老一小，代表了敢於起來鬥爭的人民，在他們身上，體現了新時代的曙光，寄託了雨果的共和思想。英雄群像的塑造，多少減弱了雨果人道主義的說教。

在起義的參加者中，還應該提到馬里於斯。雨果筆下的人物很少表現出思想的曲折變化，而馬里於斯是個例外。他原先受到外祖父吉爾諾曼的影響，是個保王派。他父親蓬梅西是拿破崙手下的戰將，在滑鐵盧戰役中立了戰功，受封為男爵。吉爾諾曼敵視他，不讓他與馬里於斯見面，否則要剝奪馬里於斯的繼承權。蓬梅西為兒子的前途着想，只得忍氣吞聲，只能趁兒子上教堂之際，偷偷去看兒子。他死時給兒子留下遺囑。馬里於斯受到震動，暗地裡查閱書報，了解到父親的英勇事跡，終於改變了立場，與外祖父決裂，離家出走，接觸到「ABC之友社」的共和派青年。不過，他心底里還殘留着舊觀念：他對於自己的姓氏上加上一個「德」字表示貴族身份，還是相當看重的；他得知匪首泰納迪埃是他父親的「救命恩人」後，不忍開槍報警；泰納迪埃入獄後，他每星期哪怕借錢，也要送給這個惡棍五法郎。後來他又贈給泰納迪埃一大筆錢，幫他逃往美洲。他參加街壘戰起初是因為失戀，想一死了之，但經過街壘戰的洗禮，馬里於斯最終成為共和主義者。他的變化反映了整整一代青年的思想轉變歷程。雨果並不諱言，這個人物有着他自身的影子。雨果青年時代由保王派轉向共和派，從母系觀點轉向父系觀點，與馬里於斯相似。甚至馬里於斯和柯賽特的愛情也有雨果和朱麗葉的愛情投影：柯賽特的教育近似朱麗葉所受的教育，柯賽特和馬里於斯的婚禮在一八三三年二月十六日舉行，這一夜雨果就是在朱麗葉家度過良宵的。由於馬里於斯的形象糅合了作者的個人經歷，因此他的思想轉變過程寫得層次分明，細緻含蓄，較有深度。雨果把他放到起義中接受洗禮，表明他對共和理想的追求和嚮往。

《悲慘世界》在藝術上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從《巴黎聖母院》到《悲慘世界》，雨果的小說藝術有很大變化。《巴黎聖母院》純粹是浪漫主義的，而在《悲慘世界》中，現實主義占有不小比例，這部小說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作品。用法國的雨果研究專家讓貝特朗·巴雷爾的話來說，《悲慘世界》的現實主義，「是以巴爾扎克的方式使人相信一個浪漫的故事」。雨果在一八六二年給阿爾貝·拉克羅瓦的信中說：「這部作品，是摻雜戲劇的歷史，是從人生的廣闊生活的特定角度，去反映如實捕捉住的人類的一面巨大鏡子。」這句話強調的是真實地再現人生，十分注重現實主義的寫作方法。雨果還說過：「但丁用詩歌造出一個地獄，而我呢，我試圖用現實造出一個地獄。」在這種觀點的指導下，《悲慘世界》成了一幅歷史壁畫：基本上從滑鐵盧戰役揭開序幕，而以復辟時期和七月王朝初期為主要時代背景，戰場、貧民窟、修道院、法庭、監獄、賊窟、新興的工業城市、巴黎大學生聚集的拉丁區、硝煙瀰漫的街壘，等等，構成了一幅廣闊的十九世紀初期法國社會生活的絢麗畫面。雨果以史詩的雄渾筆力、鮮明色彩和抒情氣氛來再現這幅時代壁畫。滑鐵盧戰役是一篇驚天動地、慘烈壯觀的史詩；讓·瓦爾讓的受苦受難，掙扎奮鬥，為在社會上取得立足之地而歷盡坎坷，這也是一篇動人心魄、感人肺腑的史詩；一八三二年六月的人民起義，更是一篇英勇壯麗、響徹雲霄的史詩。雨果的史詩筆法本身已包含了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滑鐵盧的每一個重要細節、事件的發展順序，雨果都不違背史實，力求準確。雨果認為拿破崙的慘敗是符合規律的，他早已無立足之地，敗機早已隱伏。這無疑是現實主義的觀點。然而，戰爭那種陰慘不祥的氣氛，沉寂了的戰場恐怖的夜景，雨果對命運註定的渲染：「一隻巨大的右手在滑鐵盧投下了陰影。這是決定命運的一天，超人的力量確定了這一天……冥冥中有一種可怕的存在。」這些都帶上了浪漫主義色彩。小說中的場景大半是寫實的，但有的篇章，如巴黎下水道的奇景紛呈和藏污納垢，讓·瓦爾讓身背受傷的馬里於斯長途跋涉，遇到下陷的泥坑而免於一死，在出口處又遇上泰納迪埃和沙威，真是無奇不有。在人物塑造方面，讓·瓦爾讓基本上是通過現實主義的方法描繪的，但他能扛起陷在泥沙里的馬車；冒險在高空救出跌落在半空中的水手，隨後又摔下去，落在兩艘大船中間，潛水逃脫；在大批警察包圍中，他不僅自己翻過高高的圍牆，而且把柯賽特也弄進修道院；他毫無懼色地將燒紅的烙鐵按在赤裸的手臂上，然後又神不知鬼不覺地從窗口逃走；他幾次都能死裡逃生，令人扼腕稱奇。讓·瓦爾讓幾乎是一個半神半人的人物。雨果宣稱，小說寫的是他「從惡走向善，從錯誤走向正確，從假走向真，從黑夜走向白天，從欲望走向良知，從腐朽走向生命，從獸性走向責任，從地獄走向天堂……起始是七頭蛇，結尾是天使」。雨果是通過濃厚的浪漫主義手法去描寫他的經歷的。

《悲慘世界》在藝術上的一個重要特色是精細的心理描寫。浪漫派素來對心理描寫十分重視。但在《巴黎聖母院》中，心理描寫還沒有大量採用，這一藝術手法在《悲慘世界》中則放出異彩。雨果在描繪讓·瓦爾讓、沙威、馬里於斯和吉爾諾曼時，充分運用了心理描寫。對讓·瓦爾讓的思想分析，貫穿這個人物的始終。小說開卷，他剛剛出獄，對社會加於他的殘害感到憤怒和敵視。隨後，他重新做人，面對尚馬蒂厄的冤案，他的腦海里掀起了風暴。他完全可以不理這個案件：他好不容易當了市長，為百姓造福，如果承認了自己的身份，就要重新坐牢，變成不齒於人的狗屎，濱海蒙特勒伊城就要毀於一旦。可是這樣做違反了良心，要對得起良心，這才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追求。他竊取了另一個人在陽光下的位置、生活和安寧，置別人於死地，這樣他就會虛度一生，白白地苦行贖罪了。他鬥爭了一夜，總算想清楚一點，於是毅然趕往開庭審判的地方。他曾慶幸找不到馬車；當馬車的轅木折斷時，他又欣喜地感到去不成了；待到聽見案子審完了，他又鬆了一口氣；走不進審判大廳，又鬥爭了許久，他一度往回走，最後還是返回。這一連串描寫，淋漓盡致地寫出了他要克服自己的雜念，苦苦掙扎的心理狀態。自從他與柯賽特相依為命以後，他生怕失掉了她。一旦發現馬里於斯的異常表現以後，馬上帶上柯賽特離開武人街，搬回普呂梅街。及至從鏡子上看到吸墨紙上柯賽特寫給馬里於斯的字條，真是如雷轟頂，陷入驚慌失措、惶惶不可終日之中。但他對柯賽特的愛仍然起着作用，這使他關心馬里於斯的下落和安全。他恨馬里於斯要奪走他的心頭肉，卻又在馬里於斯受傷倒下時把他救走，歷盡艱難，把馬里於斯送到吉爾諾曼家裡。這種愛與恨混雜的微妙心理寫得活靈活現、真實感人。他不願因自己的苦役犯身份，有礙於柯賽特的婚姻和幸福，想方設法不在婚約上簽字，不參加婚宴。他也不願意對馬里於斯永遠隱瞞自己的身份，及時地向馬里於斯和盤托出，寧願受到鄙視，可是卻無法克制想看到柯賽特的心愿。至此，一個脫胎換骨、無比正直的人物終於塑造出來了。

雨果對沙威也依仗心理描寫來刻畫，其難度不下於描繪讓·瓦爾讓。這樣一個死心塌地為官府效力的警探，源於他有一套深信不疑的信條，他要嚴厲執法，毫無同情之心，凡是犯過罪的人，他認為永遠不可救藥；在他看來，淪為妓女必然下賤，而公子哥兒的所作所為必定是對的。他腦子裡似乎沒有思想鬥爭。但是，奇蹟在他身上發生了。讓·瓦爾讓不僅沒有利用機會報復，把他槍決，反而將自己的住址告訴了他，讓他去捉拿。面對這樣的寬厚、人道，他無地自容，他的信條動搖了，他「偏離正道」，居然放走了讓·瓦爾讓。這時，他展開了激烈的思想鬥爭：「交出讓·瓦爾讓，這樣做不好；給讓·瓦爾讓自由，這樣做也不好。第一種情況，執法的人墮落得比苦役犯還低賤；第二種情況，苦役犯比法律還高，將腳踩在法律上面。這兩種情況都有損於沙威，採取哪種決定都要墮落。」他不能容忍存在「一個神聖的苦役犯，一個不受法律制裁的苦役犯」。他失去了信念之後，感到惶恐不安，認為自己出於憐憫而違犯法紀。他發現自己面前升起一顆「陌生的美德太陽」，這個「秩序的監守者、不可腐蝕的警察、保衛社會的看門狗」，是「在法律的模子裡整塊鑄成的懲罰塑像」，如今發現自己有一顆講人道的心。他對自己的變化無法解釋，他對自己的行為無法調和，於是只有一條出路：跳下塞納河自盡。雨果對這個人物的最後轉變是描寫得合情合理的，他的心理狀態把握得十分準確。

馬里於斯的轉變過程和所思所想，同樣描寫得細緻入微。他從保王派轉到共和派是在查閱了報紙和戰報之後，他「又怕又喜地看到群星璀璨……還有升起一顆太陽」。他發覺至今對拿破崙和其他事態發展都搞錯了，認識到拿破崙策劃了「舊世界崩潰」，是一個「負有天命的人」。他從崇拜拿破崙轉到站在共和派一邊，他的觀點甚至比共和派有過之而無不及。他覺得自己有負於父親，便念念不忘執行父親的遺囑。可是，他找不到泰納迪埃。他想不到泰納迪埃是個歹徒，他委決不下：如果他開槍報警，那個白髮先生就會得救，而泰納迪埃卻要完蛋；如果他不開槍，白髮先生就會犧牲，他無法向柯賽特交代，而泰納迪埃就會逃之夭夭。要麼違背父親的遺囑，要麼讓罪惡得逞！他處於兩難境地。這是愛情與報恩遇到了矛盾，他無法解決，其實他是慫恿了罪惡，要執行父親的遺囑辦事略占上風。後來，他得知割風先生是苦役犯以後，設法要同他劃清界線，把他從家裡趕走，直到發現讓·瓦爾讓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他給柯賽特的巨款是他自己的錢以後，才醒悟過來，感到讓·瓦爾讓行為崇高。而他對泰納迪埃的勒索雖然氣憤，卻仍然慷慨地送給他錢，並出了一大筆錢讓泰納迪埃逃到美洲去，而不是報警，對這個壞蛋繩之以法。兩相對照，仍能看出他思想深處的偏袒心理。

吉爾諾曼是一個頑固的老古董，堅定不移的保王派。他發現了馬里於斯懷念自己的父親以後，兩人劍拔弩張，互不相讓。他一怒之下，把馬里於斯趕出了家門。可是，他是真心喜歡這個外孫，幾年下來，他的防線漸漸守不住了：他要求別人不再向他提起馬里於斯的名字，又暗暗抱怨別人對他俯首貼耳；他從不打聽馬里於斯的情況，可是總在想他；他的自尊心對他說要趕走馬里於斯，但他默默地搖着老邁的頭，憂鬱地回答不。他非常希望馬里於斯能回到身邊，但他嘴上還是很硬的，而且浪蕩的習性不改，見到馬里於斯以後，無意中貶低了柯賽特，得罪了馬里於斯，馬里於斯再次憤然離去。這一次終於把他打垮了，最後他向馬里於斯徹底屈服，答應讓馬里於斯娶柯賽特，甚至在馬里於斯面前讚揚雅各賓黨，但他實在說不下去，跑出房間，把真心話吐出來。這個老人的特殊心態刻畫得惟妙惟肖。

應該指出，對照藝術在《悲慘世界》中也有所體現。作為對照藝術大師，雨果善於作人物的對比。讓·瓦爾讓與沙威是一對矛盾體，互為對照。一個雖是罪犯，但要改惡從善；另一個雖是警察，但執法過嚴。一個不斷做善事，卻屢屢碰壁，另一個不斷做錯事，也未見得步步高升。一個平安死去，另一個以自殺告終。讓·瓦爾讓與福來主教是彼此有關的另一對。讓·瓦爾讓由惡至善，而福來主教是善的化身；後者是善的本源，前者是善的擴散。沙威與泰納迪埃又是互有關聯的另一對。沙威是一條看門狗，不管什麼人都亂吠一氣，本質上並不能說很壞；而泰納迪埃是惡的化身，狡猾、陰險、惡毒、工於心計（他的妻子與他構成夫唱妻隨的又一對，形體上一胖一瘦，一大一小，精神上雖是同樣歹毒，妻子只是他的跟屁蟲）。芳汀和柯賽特的身世形成對照，芳汀悲慘，而柯賽特是先苦後甜，她享受到母親得不到的幸福。馬里於斯和吉爾諾曼老人是一對。他們都是犟脾氣，一個年輕氣盛，決不讓步，愛情熱烈專一；另一個年老體衰，出於愛後代不得不讓步，性格輕薄，愛尋花問柳。雨果已不再僅僅限於美醜對照，像在《巴黎聖母院》中所做的那樣，而是以不同類型的性格、經歷、精神特點、點與面等等的差異，作為對照物，使對照藝術得到更充分的運用。人物對照藝術有助於人物形象顯得更為鮮明，避免雷同；而在敘述上也更為曲折有致，增加興味。

從全書的結構來看，描寫起義的第四卷是高潮。前三卷的人物都朝着街壘戰發展，經過三重的準備，一下子將所有的人物都集中在一起，熔鑄於一爐；包括沙威的感化都是在這一事件的過程中發生的。小說至此，已達到最高點，隨後便通向結局。結構上取得了均衡的效果。有序幕：米里埃爾主教感化讓·瓦爾讓；有發展：讓·瓦爾讓做善事、芳汀的故事、柯賽特的故事、讓·瓦爾讓與沙威的周旋；循序漸進，一步步達到高潮；最後是大團圓的結局。就像一齣戲劇，安排得當，情節雖大起大落，卻錯落有致，顯示了雨果的小說藝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鄭克魯

二〇〇二年二月一日於上海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