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花開:海上花列傳序 · 二 線上閱讀
例言另一條說：
「合傳之體有三難。一曰無雷同：一書百十人，其性情言語面目行為，此與彼稍有相仿，即是雷同。一曰無矛盾：一人而前後數見，前與後稍有不符，即是矛盾。一曰無掛漏：寫一人而無結局，掛漏也；敘一事而無收場，亦掛漏也。知是三者，而後可與言說部。」
這三難之中，第三項並不重要，可以不論。第一第二兩項即是我們現在所謂「個性的描寫」。彼與此無雷同，是個性的區別；前與後無矛盾，是個人人格的一致。《海上花》的特別長處不在他的「穿插，藏閃」的筆法，而在於他的「無雷同，無矛盾」的描寫個性。作者自己也很注意這一點，所以第十一期上有例言一條說：
「廿二回如黃翠鳳、張蕙貞、吳雪香諸人皆是第二次描寫，所載事實言語自應前後關照；至於性情脾氣態度行為有一絲不合之處否？閱者反覆查勘之，幸甚。」
這樣自覺地注意自己的技術，真可令人佩服。前人寫妓女，很少能描寫他們的個性區別的。十九世紀的中葉（一八四八）邗上蒙人的《風月夢》出世，始有稍稍描寫妓女個性的書。到《海上花》出世，一個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來描寫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覺地描寫各人的「性情，脾氣，態度，行為」，這種技術方才有充分的發展。《海上花》寫黃翠鳳之辣，張蕙貞之庸凡，吳雪香之憨，周雙玉之驕，陸秀寶之浪，李漱芳之痴情，衛霞仙之口才，趙二寶之忠厚，……都有個性的區別，可算是一大成功。
❀ 海上花是吳語文學的第一部傑作 ❀
但是《海上花》的作者的最大貢獻還在他的採用蘇州土話。我們要知道，在三十多年前，用吳語作小說還是破天荒的事。《海上花》是蘇州土話的文學的第一部傑作。蘇白的文學起於明代；但無論為傳奇中的說白，無論為彈詞中的唱與白，都只居於附屬的地位，不成為獨立的方言文學。蘇州土白的文學的正式成立，要從《海上花》算起。
我在別處（《〈吳歌甲集〉序》）曾說：
「老實說罷，國語不過是最優勝的一種方言；今日的國語文學在多少年前都不過是方言的文學。正因為當時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學，敢用方言作文學，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積下了不少的活文學，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逐漸被公認為國語文學的基礎。我們自然不應該僅僅抱着這一點歷史遺傳下來的基礎就自己滿足了。國語的文學從方言的文學裡出來，仍需要向方言的文學裡去尋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
「這是從『國語文學』的方面設想。若從文學的廣義着想，我們更不能不倚靠方言了。文學要能表現個性的差異；乞婆娼女人人都說司馬遷、班固的古文固是可笑，而張三、李四人人都說《紅樓夢》、《儒林外史》的白話也是很可笑的。古人早已見到這一層，所以魯智深與李逵都打着不少的土話，《金瓶梅》里的重要人物更以土話見長。平話小說如《三俠五義》、《小五義》都有意夾用土話。南方文學中自晚明以來崑曲與小說中常常用蘇州土話，其中很有絕精采的描寫。試舉《海上花列傳》中的一段作個例：
「『……雙玉近前，與淑人並坐床沿。雙玉略略欠身，兩手都搭着淑人左右肩膀，教淑人把右手勾着雙玉頭項，把左手按着雙玉心窩，臉對臉問道：「倪七月裡來里一笠園，也像故歇實概樣式一淘坐來浪說個閒話，耐阿記得？」……』（六十三回）
「假如我們把雙玉的話都改成官話：『我們七月里在一笠園，也像現在這樣子坐在一塊說的話，你記得嗎？』——意思固然一毫不錯，神氣卻減少多多了。……
「中國各地的方言之中，有三種方言已產生了不少的文學。第一是北京話，第二是蘇州話（吳語），第三是廣州話（粵語）。京話產生的文學最多，傳播也最遠。北京做了五百年的京城，八旗子弟的遊宦與駐防，近年京調戲劇的流行：這都是京語文學傳播的原因。粵語的文學以『粵謳』為中心；粵謳起於民間，而百年以來，自從招子庸以後，仿作的已不少，在韻文的方面已可算是很有成績的了。但如今海內和海外能說廣東話的人雖然不少，粵語的文學究竟離普通話太遠，他的影響究竟還很少。介於京語文學與粵語文學之間的，有吳語的文學。論地域，則蘇、松、常、太、杭、嘉、湖都可算是吳語區域。論歷史，則已有了三百年之久。三百年來，凡學崑曲的無不受吳音的訓練；近百年中，上海成為全國商業的中心，吳語也因此而占特殊的重要地位。加之江南女兒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國少年心；向日所謂南蠻 舌之音，久已成了吳中女兒最系人心的軟語了。故除了京語文學之外，吳語文學要算最有勢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學了。……」
這是我去年九月里說的話。那時我還沒有見着孫玉聲先生的《退醒廬筆記》，還不知道三四十年前韓子云用吳語作小說的困難情形。孫先生說：
「余則謂此書通體皆操吳語，恐閱者不甚了了；且吳語中有音無字之字甚多，下筆時殊費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話為佳。乃韓言：『曹雪芹撰《石頭記》，皆操京語，我書安見不可以操吳語？』並指稿中有音無字之『 ， 』諸字，謂『雖出自臆造，然當日倉頡造字，度亦以意為之。文人遊戲三昧，更何妨自我作古，得以生面別開？』」
這一段記事大有歷史價值。韓君認定《石頭記》用京話是一大成功，故他也決計用蘇州話作小說。這是有意的主張，有計劃的文學革命。他在例言裡指出造字的必要，說，若不如此，「便不合當時神理」。這真是一針見血的議論。方言的文學所以可貴，正因為方言最能表現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話固然遠勝於古文，但終不如方言的能表現說話的人的神情口氣。古文裡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話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話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
我們試引本書第二十三回里衛霞仙對姚奶奶說的一段話做一個例：
「耐個家主公末，該應到耐府浪去尋 。耐 辰光交代撥倪，故歇到該搭來尋耐家主公？倪堂子裡倒勿曾到耐府浪來請客人，耐倒先到倪堂子裡來尋耐家主公，阿要笑話！倪開仔堂子做生意，走得進來，總是客人，阿管俚是 人個家主公！……老實搭耐說仔罷：二少爺來里耐府浪，故末是耐家主公；到仔該搭來，就是倪個客人哉。耐有本事，耐拿家主公看牢仔；為 放俚到堂子裡來白相？來里該搭堂子裡，耐再要想拉得去，耐去問聲看，上海夷場浪阿有該號規矩？故歇 說二少爺勿曾來，就來仔，耐阿敢罵俚一聲，打俚一記！耐欺瞞耐家主公，勿關倪事，要欺瞞仔倪個客人，耐當心點！」
這種輕鬆痛快的口齒，無論翻成那一種方言，都不能不失掉原來的神氣。這真是方言文學獨有的長處。
但是方言的文學有兩個大困難。第一是有許多字向來不曾寫定，單有口音，沒有文字。第二是懂得的人太少。
然而方言是活的語言，是常常變化的；語言變了，傳寫的文字也應該跟着變。即如二百年前崑曲說白里的代名詞，和現在通用的代名詞已不同了。故三十多年前韓子云作《海上花》時，他不能不大膽地作一番重新寫定蘇州話的大事業。有些音是可以借用現成的字的。有時候，他還有創造新字的必要。他在例言裡說：
「蘇州土白彈詞中所載多系俗字；但通行已久，人所共知，故仍用之。蓋演義小說不必沾沾於考據也。」
這是採用現成的俗字。他又說：
「惟有有音而無字者。如說『勿要』二字，蘇人每急呼之，並為一音。若仍作『勿要』二字，便不合當時神理；又無他字可以替代。故將『勿要』二字並寫一格。閱者須知『 』字本無此字，乃合二字作一音讀也。……」
讀者請注意：韓子云只造了一個「 」字；而孫玉聲去年出版的《筆記》里卻說他造了「 」「 」等字。這是什麼緣故呢？這一點可以證明兩件事：
（1）方言是時時變遷的。二百年前的蘇州人說：
「弗要說哉。那說弗曾？」（《金鎖記》）
三十多年前的蘇州人說：
「故歇 說二少爺勿曾來。」（《海上花》二十三回）
現在的人便要說：
「故歇 說二少爺 來。」
孫玉聲看慣了近年新添的「 」字，遂以為這也是韓子云創造的了。（《海上奇書》原本可證。）
（2）這一點還可以證明這三十多年中吳語文學的進步。當韓子云造「」字時，他還感覺有說明的必要。近人造「 」字時，便一直造了，連說明都用不着了。這雖是《九尾龜》一類的書的大功勞，然而韓子云的開山大魄力是我們不可忘記的。（我疑心作者以「子云」為字，後又改名「奇」，也許是表示仰慕那喜歡研究方言奇字的揚子云罷？）
關於方言文學的第二層困難——讀者太少，我們也可以引證孫先生的《筆記》：
「逮至兩書（《海上花》與《繁華夢》）相繼出版，韓書……吳語悉仍其舊，致客省人幾難卒讀，遂令絕好筆墨竟不獲風行於時。而《繁華夢》則年必再版，所銷已不知幾十萬冊。於以慨韓君之欲以吳語著書，獨樹一幟，當日實為大誤。蓋吳語限於一隅，非若京語之到處流行，人人暢曉，故不可與《石頭記》並論也。」
「松江顛公」似乎不贊成此說。他說《海上奇書》的銷路不好，是因為「彼時小說風氣未盡開，購閱者鮮，又以出版屢屢愆期，尤不為閱者所喜。」但我們想來，孫先生的解釋似乎很近於事實。《海上花》是一個開路先鋒，出版在三十五年前，那時的人對於小說本不熱心，對於方言土話的小說尤其不熱心。那時道路交通很不便，蘇州話通行的區域很有限；上海還在轎子與馬車的時代，還在煤油燈的時代，商業遠不如今日的繁盛；蘇州妓女的勢力範圍還只限於江南，北方絕少南妓。所以當時傳播吳語文學的工具只有崑曲一項。在那個時候，吳語的小說確然沒有風行一世的可能。所以《海上花》出世之後，銷路很不見好，翻印的本子絕少。我做小學生的時候，只見着一種小石印本，後來竟沒有見別種本子。以後二十年中，連這種小石印本也找不着了。許多愛讀小說的人竟不知有這部書。這種事實使我們不能不承認方言文學創始之難，也就使我們對於那決心以吳語著書的韓子云感覺格外的崇敬了。
然而用蘇白卻不是《海上花》不風行的唯一原因。《海上花》是一部文學作品，富有文學的風格與文學的藝術，不是一般讀者所能賞識的。《海上繁華夢》與《九尾龜》所以能風行一時，正因為他們都只剛剛夠得上「嫖界指南」的資格，而都沒有文學的價值，都沒有深沉的見解與深刻的描寫。這些書都只是供一般讀者消遣的書，讀時無所用心，讀過毫無餘味。《海上花》便不然了。《海上花》的長處在於語言的傳神，描寫的細緻，同每一故事的自然地發展；讀時耐人仔細玩味，讀過之後令人感覺深刻的印象與悠然不盡的餘韻。魯迅先生稱讚《海上花》「平淡而近自然」。這是文學上很不易做到的境界。但這種「平淡而近自然」的風格是普通看小說的人所不能賞識的。《海上花》所以不能風行一世，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然而《海上花》的文學價值究竟免不了一部分人的欣賞。即如孫玉聲先生，他雖然不贊成此書的蘇州方言，卻也不能不承認他是「絕好筆墨」。又如我十五六歲時就聽見我的哥哥紹之對人稱讚《海上花》的好處。大概《海上花》雖然不曾受多數人的歡迎，卻也得着了少數讀者的欣賞讚嘆。當日的不能暢銷，是一切開山的作品應有的犧牲；少數人的欣賞讚嘆，是一部第一流的文學作品應得的勝利。但《海上花》的勝利不單是作者私人的勝利，乃是吳語文學的運動的勝利。
我們在這時候很鄭重地把《海上花》重新校印出版。我們希望這部吳語文學的開山作品的重新出世能夠引起一些說吳語的文人的注意，希望他們繼續發展這個已經成熟的吳語文學的趨勢。如果這一部方言文學的傑作還能引起別處文人創作各地方言文學的興味，如果從今以後有各地的方言文學繼續起來供給中國新文學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那麼，韓子云與他的《海上花列傳》真可以說是給中國文學開一個新局面了。
十五，六，三十，在北京
（轉載節錄自遠東圖書公司出版《胡適文存》第三集卷六《〈海上花列傳〉序》）